就这样一平一旦有了新书，我自然借来先睹为快。反正乡里孩子晚上无事可做，母亲在煤油灯前纺线，我就爬在被窝里读书。我和一平喜欢看课外书的结果，使我们两人语文成绩特好，特别是我的作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要对大家朗读，加以夸赞，从而奠定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
我比一平高一级。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高中没读完，一平已经辍学在家了。他在家里是长子，弟兄四个，他父亲无力再供他上学了。呆在家里的一平依然看小说。我在假期里就从他那儿弄来好多的小说来读，《金光大道》、《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少见的秦腔剧本。记得有一本《二度梅》的书我曾经拿到课堂上看，被班主任发现没收了，我辍学时才软磨硬缠要了回来。
当一平拿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阅读的时候，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儿女成双了。他是在他干活的工地上读的，我估计我的书他还没看完，他人生的一页突然合上了。当我闻讯赶往市医院时，人已经在太平间停留了。医生说大概是心脏病突发，反正没救了。我大脑一片空白。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还说让我再出一本书，我俩是一起读书长大的，书是我们命运的见证。
的确，我和一平的命运纠结了大半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林场搞副业，在我先去的两年里，一平被他父亲安排学拖拉机，而且是公社的大型拖拉机，我好生羡慕。我们全村也仅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在村里也是很有头面的人物，吃香的喝辣的，桌儿上桌儿下的。但他不喜欢学，两年后便同我一起去树木园打工。这一段的机缘让我们经历了少年时期最难忘的时光。
树木园的主要工作是种树养花，搜集林区的一些稀有植物来这里培育。我和一平有幸被派往嘉陵江畔的一个工区采集树种，还有一个林场的正式职工做我们的头儿。时值秋天，冒着连绵的秋雨，我们坐长途汽车，绕过陇南山区的几个县城，就在一个叫严坪林场的地方安营扎寨了。白天我们到附近的山上搜集树种，晚上就住在场部，场部旁边有一个火车站，每晚放电影，觉得这次出行也很愉快的。一平比我小两岁，性格木讷憨厚，待人接物咧嘴一笑是他最大的特点。中途我和那位正式职工有事回了一趟树木园，留下他一人工作。几天后我们返回，发现他没干多少活，竟然窝在宿舍里看杂志。正式职工很严厉地批评了他。他咧嘴一笑，说连日暴雨，门都没法出。正式职工不信，打问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才知是真的。一平受了批评，竟连一丝委屈的表情都没现出来，这让我对他的淡定和沉稳感到惊异。
更让我惊异的是一次我们爬嘉陵江的一座浮桥，一平表现出了非凡的果敢。那座浮桥被江水冲掉了排铺的木板和荆条，如一张破网一样倾斜在江面上。去的时候我们的头儿不敢过，便绕四十多里的路跨越一座铁路大桥。未料归途迷路，加上天色已晚，不得不爬越那座浮桥。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野兽出没，说什么也要赶回场部。不然到哪里住宿呢?
怎么办?沮丧、迟疑、畏缩、饥饿纠缠在我们的胸腔。咆哮的江水和摇摇欲坠的浮桥让我们没有勇气跨出第一步。几个当地人都已经爬过去了，我们还在互相观望。夜色愈加浓厚了，一平憨憨对我们笑了一下，带头爬了过去，畏怯的我自然断后了。我感到自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手心湿漉漉的，分明捏着两把汗。直到他俩艰难地站在对面的桥墩上，我才抑止住心的狂跳，一步一步挪向浮桥。我使出全身的解数到达桥中间时，忽觉身下的江涛向上直窜，耳际轰鸣作响，抓铁索的手臂像面条一样发软，且不停地颤抖，抬头又见对面的山峰像巨人一样压向我。“啊啊”!我惊恐地叫了起来，攥紧铁索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稍有疏忽，就有掉下浮桥的危险。“莫慌!镇静!”我听见一平在对面焦急万分地冲我大喊。我于是暗暗给自己下令，收敛内心的惶恐，凝聚纷乱的神思，咬紧牙关，备足气力，最终跨越了这座生死攸关的浮桥。回来的路上，我空手而归，但一平却给他父亲买了两瓶西凤酒，我暗暗惊异于他的早慧和成熟。
转眼是翌年的夏季。有一次我躲在工棚里看小说，被工区主任一顿臭骂，我郁闷了好多日子。一天一平从工区拿来一张报纸让我看，原来是当年的招考消息，考师范允许补习生应考。他动员我回去考师范，人生的路还长着哩，不然年龄一大就没机会了。他是不行了，他父亲已经给他定了婚期，秋后就要完婚。一平说我一定能考上的，能给大家争一口气。抱着一试的心理我终于走出了树木园，在母校补习了一年，最终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一平却依然奔波在野山旷林里。
上师范的几年，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却把一平几乎忘到爪哇国了。没有书信往来，寒暑假里回来也见不到他的影子，我知道他漂泊的路上很难回一趟家的。我径自过着我的学习生活，命运对我的安排使我稍感安慰，行走在村里也是一种飘然之态。记得一年春节，我路遇上了回家过年的一平，他依旧咧嘴一笑，邋里邋遢的样子，邀我去他家坐坐，我却借故推辞了。再后来，听说一平在林场混不下去了，去很远的一个煤矿挖煤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年。期间我已经当了一段时期的教师，且转行到区政府当了几年秘书。有一次我执行公务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一听是那样熟悉的声音。是一平，我问他在哪?他说在市内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一种久违的乡情和少年时间的困顿突然涌上心间。我告诉了我的住址和单位，让他有空来玩，电话那头他憨憨地连声答应，说一定来。
是在国庆长假的一天，一平和另一个伙伴大民便来我蜗居的政府东三院，他咧嘴笑着说不出话来，大民也是我们儿时的伙伴，三个人都为难得的一聚而愉快。喝酒闲聊，那种融洽的气氛是我进城多年都很难得到的。我曾经的飘然之感早已被尘世淹没，工作中的失落和创伤又在此刻得到抚平，少年时期的欢愉及其奔波的场景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很欣喜在这隔膜的城市夹缝里，我似乎听到了嘉陵江畔那座浮桥上给我增添一份勇气的那声呼唤，同时让我想起了在树木园他为我鼓气时的期待。我知道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于我来说依然是一张大网，喧嚣的背景下我依然要凝聚烦乱的思绪和止住心的狂跳才能穿行其间。一平的到来，无疑让我复活了一种心绪。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一平、大民便隔三差五一块坐坐，使我平静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恼人的周末和烦躁的假日。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也得到了他们的及时帮忙。我收拾房子的时候，他们给我背沙子铺地板，安水暖;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病床上陪伴我。特别难忘的是那一年闹非典，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出行不便。可是我儿子上学要乡下的户口本，恰好一平回了乡下的老家，我便打电话让他捎过来。乡下的班车也停运了，一平便挽起裤管从家乡走了一百多里的路程专程送了过来，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副科级的所谓政府官员了，一点小事让一个靠建筑工地混饭的一平来完成，歉疚的心灵还夹杂了些许的疼痛。
一平离去的那一年正是他的多事之秋。他儿子高考落选，妻子和女儿相继生病住院，他辛辛苦苦一年干活的工钱也没讨回来，生活的压力使这个中年的汉子突然缺失了那份珍贵的淡定和沉稳，常常借酒驱闷，有时我半夜还能接到他醉酒打来的电话，我稍加安慰就忙乎自己的事了。我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他的路不过是暂时的坎坷，就像嘉陵江畔的那座浮桥，跨过去，路途依然会很远。
我的第一本书出来后，他第一时间来取，在我办公室他拿书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看他的书的情景，岁月荏苒，一晃就大半生了。一个喜爱书本却把自己走成了一本书的角色的一平，让我仔细地瞅了一会，我看他粗苯的大手抚弄书页的样子，突然觉得生活是怎样的无情，让我们从同样懵懂的世界里上路，走着走着就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
电话是大民打过来的。已经是子夜时分了，我以为他们在一起喝高了，惊醒之后的我慢吞吞接上电话。可是，可是，大民说一平走了。他究竟走哪去了?能走多远?这是我后来的日子里常常思考的一个命题。